转自人民网
　　
　　今年6月30日，胡锦涛在庆祝建党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将党成立85年来的历史概括为三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并将党成立85年来的成就高度概括为三件大事，指出：“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其中，在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成就时，明确讲了三句话。第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三，“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1］ 这三句话，点出了在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的这一历史时期的主题和主线，指明了这一时期的曲折中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领会。这些成就，都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取得的，也是在艰难和曲折中取得的。所谓艰难和曲折，就是没有经验，全靠摸索，而且犯了不少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根本性的错误。但无论如何，这些成就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取得了远远超过前人的成就，就去否定前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选择
　　
　　今天流行着一种普遍的说法，叫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意思就是当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选择弄错了，是个历史的误会。果真如此吗？
　　
　　（一）这种选择，是近代以来不断选择的继续
　　
　　从1840年起，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就在思索中华民族重新振兴的出路问题。最初的探索，自然是从最为温和的改良开始的。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放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经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面对顽固不化的封建专制统治，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不推翻封建专制不行，不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行。于是出现了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第一位伟人———孙中山先生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了，孙中山革命派的建国纲领却失败了。这以后，孙中山在重新思索，新生的一派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思索，后起之秀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在思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者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做朋友，或者逐渐信仰了共产主义。最终，他们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携起手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
　　
　　国民党靠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上了台，却不许共产党分享胜利果实。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被逼上“梁山”，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漫漫长路，但也由此逼出了无产阶级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纲领。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领导者却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前途必定要通向社会主义。这一条道路，先是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又扩大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阶层，结成了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爱国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既是创建新中国的政治基础，也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基础。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面对这段历史，后人可以有各种解读。但是，有一点是必须遵循的，那就是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曲解历史。
　　
　　（二）这种选择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既不能回避，也不能逾越
　　
　　前人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所处的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决定了当时的选择范围。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条件来苛求当时。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当时的国际背景。当年在进行选择时，我们只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不可能对西方国家开放。不是我们不开放，而是西方封锁遏制我们。我们只能向苏联学习，得到苏联的帮助。这种学习和帮助是全方位的，对我国进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极其宝贵的。从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应当说，这对我们来说是最为有利的一种选择。
　　
　　我们当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还处在发展的顶峰，它的优越性十分明显。相反，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矛盾，正在调整之中。不单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许多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都纷纷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当时的人心所向。当然，后来的发展证明，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当时以为资本主义世界遇到了总危机，已经气息奄奄，就要进历史博物馆了。实际上，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遇到的危机还是阶段性的，科技革命和社会福利政策帮助它度过了这场危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各国由于体制上和政策上的原因，未能很好地解决自身的问题，而逐渐在20世纪60～70年代遇到了困难。当时未能估计到双方对比会发生那样大的交替变化而导致过于乐观，这固然是历史局限。但是，如果因为后来的变化而否认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段黄金发展时期，也不是正视历史的态度。
　　
　　从国内的情况来说，当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决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集中精力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曾经强调实行社会主义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主观上的愿望。然而，经过平抑物价的斗争、统一全国财经的努力、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特别是经过“五反”和调整工商业政策，人们突然发现，这些本来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策措施，却实际上引导着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从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而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种公私关系的重大变化，再加上农村里面分得了土地的农民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的大趋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客观依据。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的历史发展就是这样。
　　
　　（三）这种选择，是努力结合中国国情的选择，是在前人经验基础上的创造性的选择
　　
　　邓小平讲过一句话，我们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一些人对这句话有一种误解，以为我们当年连社会主义都没有搞清楚，就懵里懵懂地错搞了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这段话，的确精辟入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地理解这段话。应当说，就当时的思想认识而言，我们是既懂又不完全懂。在有些方面是清醒的，也是基本正确的，而在另外许多方面却又知之不多，甚至还有误解，用当时的话说叫作“还处在必然王国之中”。对此，要做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当时我们党在进行制度选择的时候，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总体上认识是清醒的。在这方面，不能说我们连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都没有搞清楚。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中国自己的创造，自己的特色。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上。不仅实现了赎买，而且实行了公私合营；不仅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而且肯定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组成部分，使我们的公有制既有全民的，也有集体的；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结合。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主集中制。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
　　
　　坚持和发展这种选择，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同时也要看到，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尽管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是我们前进的基础，但是，这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备，很不成熟。这是就实践而言。而在理论认识上，存在的问题就更大一些。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思想理论准备严重不足。这就使我们把苏联体制上的一些东西也照搬过来，甚至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这对我们自己是一种严重的束缚，而且还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产生了严重的误解，误以为事情本应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当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进一步解决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根本性任务。正如邓小平所说，完成这个历史任务，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不是“大跃进”，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首先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充分肯定和继承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的基础上，在充分肯定和继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性问题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果。其根本目的，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关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这里突出讲的是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时期首先有一个良好的开局。这主要表现在：（1）提出实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2）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确立中共八大路线，形成了一批早期探索的积极成果；（3）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创立两类矛盾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我们讲成就，并不讳言犯过的错误。这一时期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本来“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胜信心。然而，在胜利面前大家的头脑开始不冷静了，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后，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并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进行反思。特别是在面临三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认真贯彻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不但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开始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同样的，我们不能因为当年犯了严重错误，就连同已取得的成就也一概抹杀。
　　
　　这一时期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失误，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带来了严重损失。“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是主要的，损失是严重的。但是，正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的那样：“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2］
　　
　　纵观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的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呢？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较快的发展速度
　　
　　从“一五”时期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发展时期。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1952～1980年的28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农业年均增长3.4%。
　　
　　在这期间，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8年增加到2943.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这个数字虽然还很低，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仍是很明显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指数如果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则已达到779。 第二，从根本上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基本上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主要工业产品全部依赖进口。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累计达4956.43亿元。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了飞跃。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
　　
　　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这个时期同样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旧中国在73年间仅修筑铁路2.18万公里、公路8.07万公里。到1976年，中国的铁路达到4.63万公里，公路达到82.34万公里，初步形成了全国的路网骨架。全国货运总量从1949年的1.6亿吨增加到1976年的20.17亿吨。
　　
　　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出发，这一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从1953年“一五”时期开始到1975年“四五”时期结束，共投资1946.8亿元。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对改善工业布局和城市布局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而且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三，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2263.6亿市斤增加到1976年的5726.1亿市斤，亩产量从1949年的137市斤提高到1976年的316市斤。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888.8万担增加到1976年的4110.9万担，亩产量从1949年的22市斤增加到1976年的56市斤。
　　
　　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亿增长到1976年的9.3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为是一个奇迹。
　　
　　第四，教育、医疗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件大事，就是扫除文盲、大力推广普通话，并加大对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投资。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校从34.7万所发展到104.4万所，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校从4045所发展到19.2万所，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434所，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6.3万家，其中县级以上医院7952家。医院床位，从1949年的8万张发展到1976年的168.7万张。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
　　
　　文学艺术工作尽管不断受到“左”的干扰，但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引下，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小说、散文和诗歌等都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1964年成功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对新中国文艺工作的一次检阅，代表了当时国家的最高艺术水平。
　　
　　第五，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
　　
　　新中国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也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就。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同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可回收人造卫星试验成功。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新中国先后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其中，1956年制定的第一个十二年发展规划提前实现。1963年又提前制定了十年发展规划。新中国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一些重要的现代科学分支和新兴应用技术，如生物物理学、分子物理学、地球化学、射电天文、高能物理以及核技术、喷气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等，也都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起来。华罗庚、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童第周、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陈景润等一批科学家为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举国上下艰苦奋斗和勤俭建国的创业精神分不开的。这一时期涌现出像大庆和大寨那样艰苦创业的英雄集体，涌现出的大量英雄模范人物，如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和精神风貌。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的这段历史，是一段在曲折中前进的建设史，是一段在严重的挫折中艰难发展的探索史。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段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历史的实际。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失误，也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一种失败的探索。当这种探索正确方面占主导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取得巨大成就；当这种探索偏离了正确指导而陷入迷误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遭受不应有的巨大损失，但也不是说整个建设就此停顿了。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探索过程的完整性和建设成就的完整性。千万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否认它是一种探索；千万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不敢承认这个时期有建设成就。
　　
　　关于“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里既是讲建设成就，也是讲国防成就和外交成就。经济是基础，国防是后盾，外交则是谋求大国地位的舞台。
　　
　　毛泽东为了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心是向雅尔塔格局美苏两极挑战，特别是要去除雅尔塔秘密协议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屈辱和不平等。为此，他做了不懈努力。
　　
　　首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确立了“一边倒”政策。在今天，对这一决策，我们可以作出各种假设。然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不能不是唯一正确的“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封锁遏制的情况下，和苏联结盟，保障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了工业化建设必需的资金、装备和技术等方面的有力援助，并且极大地推动了国防现代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因为“一边倒”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而是在结盟谈判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利益，使得苏联同意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口。
　　
　　接着，毛泽东还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就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抗美援朝战争，是通过谈判结束的，基本上恢复了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的局面。就这一点而论，战争似乎没有赢家，打了个平手。但是，抗美援朝战争，就中国人民志愿军而言，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开始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而在这场战争结束时，我们不但把“联合国军”打回了“三八线”，而且还守住了“三八线”。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赢得了这场战争。
　　
　　就中国的大国地位来说，抗美援朝的意义还不仅仅在战场上。正是有了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才使中国在世界上树立起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当时，中国政府不是没有向美国发出严正警告。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把长期积弱的中国看在眼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证明，要让强权国家认识到“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必须要有行动，必须让它尝到苦头。中国人不但站立起来了，而且成为敢于同强权国家抗争的主持正义、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就这点来说，抗美援朝决策的深远影响，不能低估。正因为如此，当美国人想要利用“北部湾事件”把越南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警告美国人的四句话，即：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是作了准备的；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 ［3］ 美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始终不敢把地面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
　　
　　在中国确立自己的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三件大事，就是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一胜利，是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美苏等大国的核垄断取得的，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十分巧合的是，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正好同时发生在1964年10月，向世人揭示出这次核爆炸的政治含义，显示了它在苏中两国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中的重要地位。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成功，中国得到了冲破阻力走向国际社会的一次历史性机会。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4］ 正是这样的声明，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心。从此以后，中国作为唯一一个拥有核力量的发展中国家，坚定不移地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也正是这些长期被人看不起的“穷朋友”，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
　　
　　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高，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转而谋求美中关系的正常化。1971年7月9～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揭开了这一进程的序幕。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最高层首脑举行会晤，并发表了著名的中美第一个《上海联合公报》。至此，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开始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终于开始实现。1957年1月，毛泽东曾经预言：“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 ［5］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为新中国的大国地位而奋斗的历程中，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毛泽东依靠的国际战略理论，就是“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这一理论及其实践的核心，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格局之外，顺应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以办好中国的事情为基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依托，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矛盾造成的历史性机遇，求得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求得有利于国内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
　　
　　第二，高举和平和反霸的旗帜，紧紧依靠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纵横捭阖，是毛泽东国际战略的成功之道
　　
　　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些基本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点。
　　
　　第三，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取得成功，毛泽东有一个重要的策略思想，就是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怎样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呢？关键有两条。第一条，是要确保自己不犯错误。一犯错误，就会错失良机，就会前功尽弃，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要有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要有驾驭各种复杂矛盾的能力。第二条，同样重要，那就是要使自己的对手犯错误。从抗美援朝战争利用美国军队狂妄骄横的心理取得初战告捷，到炮击金门在美蒋之间打入矛盾的楔子，再到援越抗美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潭无力自拔，等等，都是毛泽东在国际斗争中充分利用对手所犯错误的范例。
　　
　　关于毛泽东在探索中的成功与失误
　　
　　这里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毛泽东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正确的思想财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总结中外的历史经验，摸索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概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这些重要的原则，是这一时期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对今天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关于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毛泽东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6］ 2.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毛泽东强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此，应当采取“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的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3.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
　　
　　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4.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毛泽东提出，要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努力的目标；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让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
　　
　　5.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
　　
　　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6.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
　　
　　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为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薄一波同志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于毛，成于邓”。这是很对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胡绳同志也曾经指出：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
　　
　　这里还需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即：怎样正确看待和分析毛泽东等在这一时期探索中的失误？应当说，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 1.缺乏经验，理论准备不足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规律认识严重不足，后来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二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规律认识严重不足，后来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三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严重不足，后来犯了公有制上的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和经济体制上的盲目排斥市场作用和价值规律的错误。
　　
　　2.领导体制和制度建设严重地不健全，以致后来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践踏
　　
　　对此，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但它暴露出的主要是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品质等问题。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使得我们党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制度、法律，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这样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3.党内，特别是高层，缺乏正确地解决和化解由正常意见分歧而引发的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致使一些矛盾逐步积累下来，甚至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程度
　　
　　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支配下，逐步形成了往往把党内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的氛围，就很容易造成错误的判断，造成党内斗争的严重失误，造成严重的冤假错案，而给极少数野心家提供得逞的机会。
　　
　　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分析毛泽东晚年犯错误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呢？这里的关键是要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把一切现象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
　　
　　1.尽管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现错误、正视并勇于改正错误
　　
　　即使在“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党和政府依然具有团结人民共度难关的巨大凝聚力，依然具有认真总结教训、妥善解决问题、把事业推向前进的能力。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共度难关。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些重要事实，既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干部群众终于战胜了他们。
　　
　　2.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犯错误的同时，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
　　
　　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直没有停止过。“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保护过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毛泽东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图谋得逞。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警觉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并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3.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毛泽东始终没有能从根本上加以纠正
　　
　　不但如此，他始终坚持这一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这样，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而邓小平果然不负众望，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之后，一方面果断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最终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彻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
　　
　　总之，我们不但要研究党为什么会犯错误，更要研究党是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把党犯错误和党纠正错误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来研究，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历史地、全面地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