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桃姐》中，年迈的桃姐对罗杰说：“我干不动了，我要去老人院。”罗杰反问：“你真的想去老人院？”桃姐挤出两个字：“愿意。”

　　不过，现实中，“桃姐”们恐怕很难找到合适的养老场所。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一份提案称，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进程。日前，北京一家设有1100张床位的养老院，有7000多人在排队，老人要住进去，至少要等10年。

　　日前，记者走访发现，“一位难求”现象同样存在于市内的公立养老机构。例如，常州市福利院目前有近500张床位，而排队的已有400余人。

　　市内公立养老机构多“满员”

　　在钟楼区新龙老年公寓，记者碰上前来给老母亲咨询的赵女士。“真是没办法想了。”赵女士看了五家养老院，三家“暂无床位”，还有两家条件太差，自己又看不上。这次，抱着希望来到这家位于北港的老年公寓，却又被告知“暂无床位”。

　　赵女士的母亲今年73岁，独居。去年，赵女士在父亲过世后，把母亲接到自家。几代人的生活习惯“撞”出了问题：母亲爱吃炖得烂烂的，自己一家爱吃有嚼劲的；母亲爱看京剧戏曲，自己一家爱看电视剧。几个月后，母亲就收拾好包裹告辞了。

　　这令赵女士产生了把老母亲送到养老院的想法，多些同龄人一道“谈老空”，老人家应该会开心点。可连找了几家都是满员，这令赵女士很意外。

　　“一位难求”不仅是赵女士一人的遭遇。近日，记者走访了解到，市内配套设施尚可的公立养老机构几乎都已“满员”，部分机构登记等待安排的老人已过百。

　　市福利院的办公室负责人成女士翻开厚厚一本登记册：“诺，登记等床位的有400多人。”而该福利院的床位近500张。

　　新建的民办养老机构也颇受老人青睐，钟楼区新龙老年公寓环境好，价格公道，但也有百来号老人在排队等待。

　　日前，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全市60岁以上老人已达到73.4万，占总人数的20.2%。而全市有96家养老机构，共有床位15055张。床位数占老人总数比例仅为2%，也就是说，100名老人中，仅有2位老人可以在养老机构中找到一张床位。

　　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正在被现实瓦解

　　“人们开始愿意接受机构养老，大概是从2008年开始。”从事十多年养老工作的陈丽芳——勤业晚晴园老年公寓负责人回忆，1988年晚晴园开办，几年中，入住率持续走低。当时许多老人都很避讳“养老院”，认为进去了“不体面”。

　　晚晴园是一所民办养老院，由于建设年代久远，设备设施都有些陈旧。尽管如此，园内的老人也已“满员”，不时还有市民前来咨询。

　　陈丽芳认为，“一位难求”的主要是某些特殊的需求，如单人间和护理床位。

　　一位养老院负责人坦承：“现在护工这么难招，能自理的老人都排不进来，哪有人手照顾不能自理的！我们当然会优先考虑健康的老人进来。”

　　公立养老院负担重，民间资本意愿低

　　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郑跃声认为，养老床位“一位难求”重要原因还是人们的养老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人们的传统观念是“养儿防老”。把父母送去养老院的子女，也被贴上“不孝”的标签。

　　如今，80后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陆续结婚成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面临着一对夫妻照顾4位老人的巨大压力。“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显然已行不通。机构养老，成了他们新的选择。有不少老人是主动提出去机构养老，然后，子女再承担相应费用。

　　业内人士指出，“养老”是块难啃的面饼，尽管前景好，但现状缺乏吸引力。市内的民办养老院几乎都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且具有一定公益性质。养老机构不仅要照顾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要对老人的安全承担一定的责任。利润小、压力大也是一些集团不愿涉足养老产业的原因之一。

　　民办机构呼声：政策适当向民间资本倾斜

　　郑跃声坦承：“养老是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子女负担过重，公办养老院床位少，民办机构参差不齐，种种问题在老年化问题急剧突出的当今，变成了一个个社会问题。

　　郑跃声提出，通过相应政策吸引、扶植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对其进行引导、规范，或可缓解这一问题。既可增加床位，又可减轻公共财政负担。

　　走访中，民办养老机构呼声最高的就是“补贴太少”，不少“草根”出身的民办养老机构甚至面临着运营难题。

　　据了解，我市对民办机构的补贴有两项：一项是一次性建设补贴，有2000元、2500元、3000元三种标准，还有一项是床位补贴，每位老人每月补贴40元、60元或80元。一家民办老年公寓管理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建大楼投资2500万元，110个床位，这些补贴连投资的零头都不够。还不算请护工、医生的费用。幸亏是自己的产业，公寓楼下的店面租出去还能补贴一下，“我们老板是做建筑的，做这行没利润的，只能当做做慈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