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深入基层倾听民声民意，真心实意为民排忧解难，这是践行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的应有之义，也是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务之一。今起，推出“走基层 听民声 解难题”专栏，聚焦各地各部门深入基层，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的生动实践。

　　7月初，泰州市高港区宣布，再次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以加强机关部门与群众的联系，方便群众咨询事务、求助、信访、投诉。

　　不只是高港，苏北多地此前都公开过领导干部电话。领导电话公开后有无效果？领导该忙于宏观决策，还是冲在一线当“民情热线”的“接线员”？这些问题引人关注。

　　有多少领导电话能打通

　　早在2008年，高港就向社会公开领导干部电话号码，包括区四套班子全体领导、区级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区里要求，公开的电话必须保持畅通，及时接听。记者从高港政府网站上找到一份电话公开表，拨打其中13位领导干部的手机，发现除区委书记王建的手机占线外，其余手机均能打通。

　　7月12日10时42分，记者拨打高港区政协主席任寿南的手机，工作人员接电话称他在休息，不方便接电话。

　　7月16日10时28分，记者拨打高港区委常委、永安洲镇党委书记韩亚的手机，其秘书接电话说，韩书记正作报告，有什么问题由他记下来转告。

　　在余下10位本人接听电话的领导中，有5人接受记者采访，另5人以“正开会”“不方便”等理由，未接受采访或“反映问题”。高港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李新美在挂断电话10分钟后又回拨过来。电话公开以后，她就养成习惯，只要是未接电话，不管号码熟悉不熟悉，都要打过去问问什么事。

　　除高港区外，淮安市、宿迁市、睢宁县、沛县、邳州市、灌云县、泗洪县、洪泽县等苏北县市，前些年均公布过领导干部电话。但目前除高港、睢宁、沛县公开的领导电话仍在更新使用外，其余大多数市县是前任领导在任时公布，主要领导调整后便没有再公布或更新。

　　7月11日下午，记者拨打沛县人保局局长梅良杰的办公电话。接线者称，人保局已搬家，现是老龄办用此电话。随后，记者拨打沛县总工会主席徐中良的手机，系统提示“用户已启用来电提醒服务，请挂机后等待回电”，但记者并未等来回电。接着记者又拨打沛县计生局长李延洪、城管局长王金敏、住建局副局长李天杰等干部的电话，均打通并接受采访。

　　睢宁2008年起公开领导干部手机，上至书记、县长下至部委办局领导的电话，在当地媒体上都能找到。18日，记者拨打睢宁县委书记王军手机，其机要秘书张宁接电话说，书记在开会，手机在他这，平时群众反映问题的电话、短信也由他处理。“收到群众短信后，重大的及时报告书记，常规的转发督查室交专人处理。”

　　给领导打电话很管用

　　沛县城管局局长王金敏6月27日接到吴姓市民打来的电话，说沛城煤矿家属院内有一大堆垃圾，几年都无人过问。他随即安排工作人员调查，发现垃圾位于歌风市场西的拆迁地块内，该地块已被县村镇开发公司拍得。他立即督促该公司进行清理，3天后垃圾清理完毕。

　　虽然部分领导的电话打不通，但整体来说，群众有问题，给领导打电话很管用。沛县计生局局长李延洪说，群众打电话反映的问题五花八门。“今年三夏，我接到县二中学生谢长玉的电话，说自己上学、父亲患病，无人收麦。我联系收割机，花了1天，就把她家5亩麦子割完，费用也没让她出。”

　　睢宁县委书记王军介绍，手机刚公开那阵，群众电话打爆了，每天都有上百个。“一开始我自己接，但事务太多，怕影响群众事情办理，就把手机放机要秘书那里。”该县督查室主任徐艳丽介绍，机要秘书转来的群众短信，由督查室编号后发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收信后1天内给予群众回复，5天内办结。今年上半年，书记、县长两部手机共收到短信1191条，转发相关单位办理1012条，全部予以回复，办结率92%。

　　高港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张兆洋说，电话公开后，心里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有一次群众来电话，说120急救车出车太慢。我们调查后，发现区里就两辆120车，其中一辆还‘趴窝’，于是就增加车辆。这个电话，解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普遍性的问题。”该区已将领导干部接听处理群众来电，纳入各级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区里随机抽取干部电话查访，如电话关机或无人接听连续达3次，会找到本人谈话，问询原因。

　　公开领导电话不是目的

　　采访中记者发现，对老百姓来说，给领导干部打电话反映问题，虽然很管用，但也是一种无奈。睢宁曾有群众连续发17条短信给有关部门，反映两处违建问题。县规划局非但没有认真调查，还对群众推诿塞责，称内容失实，致使两处违建抢建完成。最后，这些短信发到书记手机上。不久，包括规划局长在内的13名官员被撤职和停职处理，违建被拆除。

　　“找科长不如找局长，找局长不如找书记、县长。”苏北某县一位机关干部说，老百姓爱找“一把手”，是出于他们的现实难处。机关中层梗阻、底层板结、执行不力，这些现象不根除，群众只有找领导。高港区一位干部表示，公开领导手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该区此次公开领导手机的同时，还公开相关职能部门的“权力清单”，41个政府部门和单位共公示行政权力364项。区委书记王建表示，这是政府责任意识的主动担当。

　　采访中，有专家反问：领导干部如果都冲在一线当“民情热线”的“接线员”，还有多少时间忙本职工作？如果政府职责清晰、考核到位，领导还要公布电话吗？对此，张兆洋认为，老百姓把问题反映到各条线上，常找不到人，可能还遭遇推拉扯皮，打领导手机是“一竿子到顶”。王军认为，公开领导电话，给群众增加一条诉求通道，彰显政府接纳民意的诚意。“公开领导手机使社会监督更有力，实现干群关系的良性互动，其效果是让政府公信力大幅提升。”

　　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孙肖远认为，公开领导干部手机电话非常必要。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讲，领导手机不应对老百姓保密。虽然说，一个井然有序的责权流程，无须领导干预就可直接运行，但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中梗阻现象并未根除。至于社会质疑的“领导应该忙宏观大事，还是应该忙百姓微观个案”，他认为，忙什么都是相对的，关键在于，领导电话公布后有没有配套措施，能平衡这两者。